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感谢大家，来了这么多，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当我看到年轻人对于研究、对于下一代和孩子感兴趣的时候，这总是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一些在坐的还不是父母的人，因为我认为，在为了准备迎接一些不是作为自己的复制品，而是作为处在一个新世界里的（自己的）更新的其他人，成为父母以前，应当反思自己过去的童年的问题。

       今天诞生的孩子们将要承担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教育是义务的，是用来思考和武装孩子，让他们面对一个我们不知道将会是怎样、而且正在不停变化的生活的，这一变化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的，（我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一样，因为真是如此，我经历了那个年代）。

       我很小就经历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这场战争引起了从家庭生活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完全变动，在战后接下来的几年里——这曾是真正革命性的——许多家庭遭受了很大的创伤。在正面的意义上，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来说，是一些语言现象让我开始反思，这些我观察到的现象给我提出了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但是在这里的成年人们知道它对法国和对父母、孩子们带来的不同寻常的不安（我只讲法国，我不知道它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两个国家（当时法国被分为德国占领区和抵抗区）以及家庭被分割这个事实，家庭中无论彼此表不表露心声，但是确实彼此不信任；除此之外，还有身体健康的男人和女人们因战争事件、监狱、死亡集中营而导致的分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

       在法国，我们并没有那么冒着面临死亡的危险，但那是关系的死亡，甚至从法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人们也只能通过简练的、只能写三十来个字的（邮政）卡片来交流。

       除此以外，由于分离导致的这一家庭联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裂痕是非比寻常的。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语言是如何对事件作出影响的，对于孩子来说，母亲知道父亲当了俘虏——自从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没有了他的消息：只知道他投入了战争，突然，我们知道他成了俘虏[2]——而且，是在巴黎的医院里，很快地，在消息传来后的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儿童咨询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神经精神病医生，突然接收到一群五到十岁、十一岁的男孩子来做咨询，他们重新开始尿床。这就是因为对有这样一个可能会被枪毙的父亲感到羞耻的心身效果。简单地说，当爸爸在监狱里时，孩子们看到妈妈们很快乐：这让孩子感到羞耻。俘虏，是不好的，是因为他做了一些糟糕的事。孩子完全不能理解和一般罪犯不同的“战争”犯。

       这个东西，就是和这些孩子做的心理治疗工作，为了让他们的英雄、战争中的爸爸、他们收到过的穿制服的爸爸的照片，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他们脑中连接起来，这个人离开了家庭——妈妈就很高兴他不在家，而这并不是真的，只是，和认为他死了相比，妈妈很高兴，她说：“啊，你知道，他是俘虏（罪犯）。”非常高兴。而对于孩子来说，她的妈妈疯了，她喜欢我们变成俘虏（罪犯）……!俘虏（罪犯）就变得具有一个有诱惑力的价值。

       因此，这个小罪犯就开始，同样强烈地，作出这些（违规之）举动。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直接而是间接看到的，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在与自身关系层面上的违法犯罪，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不控制，这一不控制是一个反应了情感水平上的身体控制水平的丧失。情感这一层面影响到对括约肌的控制，导致了对它的控制的丧失，这就是孩子身上出现的对自己的不控制的一种语言。

       因为我正在谈到这一点：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能控制其排泄功能。所有，所有，所有。除非受到神经学上的损害，大小便失禁在哺乳动物身上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类，通过语言，通过这个神圣的意义上的与父母的关系，才会“尿床，把屎拉在裤子里”。这和作为哺乳动物的人类完全没有关系，就像母亲们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照顾孩子，并在讨好母亲的意义上，赋予他们的（大小便）规律一种价值的话（这一规律，就是说当母亲要他们撒尿、拉屎的时候，他们就为了母亲这样做），人类的孩子会变得干净，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功能。公牛和母牛并不要求它们小牛犊在要求的时候撒尿拉屎。

       为了讨他们的母亲欢心，孩子们能够提前做到这一点（控制大小便），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神经系统没有完全成熟以前，唉。

       你们知道，或者你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一个太早变得干净（即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功能）的孩子有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曾经知道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在断奶以后，没有弄脏过他的尿布，从未。他（后来）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是一个生下来就是为了成为非同寻常的人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些最纯粹、最可以人性化的孩子填满了我们的儿童IMP[3]，他们被称为发育迟缓者或者精神病病人。这是一些在情感与关系的敏感性层面上比其他孩子要早熟的孩子们，父母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孩子是聪明的，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自己和父母之间的语言译码的问题，或者由于他们过早的听到的一些不利于他们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或者不利于他们性别的话语：例如，父母对于他们出生时展现的性别的失望，以及他们对不能满足自己在胎儿时候的男神和女神（指父亲和母亲）而感到心烦意乱；对于胎儿来说，父母在外边说话，而他们在（母亲腹中）四个月以后就能听到这些声音了。确实是这一点吸引着他们诞生下来，并进入到与父母的关系当中。

       这些对于许多人来说，完全是一个最近以来才有的发现。对我而言，是有很长时间了；我在这个领域里是一个很早的先驱者，而且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这一切都普及开了，而当我年轻时还是医院的实习医生的时候，甚至在那以后，人们都说：“她有点像这样！！”（食指在太阳穴划一下[4]）。

（未完待续）

[1]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出生于1908年。——译者注

[2]法文的prisonnier，直译为犯人，也有俘虏、被囚禁的人的意思，所以下文说孩子们不能理解因为战争被囚禁的人和因为犯罪被囚禁的人的区别。——译者注

[3]Instituts Médico Pédagogiques（医学教育中心）的简称，这是法国的一些特殊教育与治疗中心（包括教学和临床时间），用来接待3到14岁的出现各种智力、神经心理问题（人格障碍、感知觉障碍、交流障碍）的儿童与青少年，参见维基百科法语版IMP词条。——译者注

[4]即有点疯疯癫癫的。——译者注

引用：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1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