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家庭治疗由Bateson的精神分裂症计划中发展出的沟通理论发展而来，这个理论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模型：MRI的简短治疗模型，Haley和Madanes的策略治疗以及Milan系统模型。这所有三种模型的发源地都是精神研究所（MRl），在那里策略治疗受到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和精神病学家Milton Erickson的启示。

一、MRI模型
1952年，Bateson由Rockefeller基金会资助，对沟通中自相矛盾的情况进行研究。他在Palo Alto邀请了Jay Haley 、John Weakland 、Don Jackson和William Fry加入到他的研究中来。他们的研究计划——这个计划被视作家庭治疗的知识性的发源地——产生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们之间的多层信息交换界定了他们的关系。
在Bateson的影响下的家庭治疗是人类学导向。他们的目标是观察家庭，而不是改变家庭。他们涉足于家庭治疗或多或少有些偶然。然而Bateson不倾向于改变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他Milton Erickson介绍计划成员。每次当治疗被视作煞费苦心的、长时程的计划时，Erikson作为催眠师的经历使他信服——人们可以进行快速的改变，所以他尽量使治疗过程变简短。
Don Jackson在1958年建立了精神研究所（MRI），并且招集了一批精力充沛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人员，包括Jules Riskin、Virginia Satir、Jay Haley、John Weakland、Paul Watzlawick、Arthur Rodin和Janet Beavino几年后，许多工作人员都被Milton Erickson实用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吸引。这个兴趣使Jackson在Richard Fisch的指导下制定了简短治疗计划。这是一个极好的简短方法，这个方法建立在识别和扰乱恶性循环的基础之上。此恶性循环是指人们试图解决问题的做法仅仅是使问题持续存在或是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个方法，以MBI模型著称。

MRI的治疗方法
MRI 模型的治疗方案包括一个六阶段的治疗进程：

一旦完成治疗的开始阶段，治疗师就要对主要问题进行界定。如果来访者对问题的陈述很含糊，例如“我们相处得不好。”或是来访者对原因进行假定，例如“爸爸的工作让他感到沮丧。”这时，治疗师就要帮助来访者将这种含糊的陈述转化为清晰而具体的目标，治疗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事情有所好转，首先会有什么样的迹象?”
一旦界定了问题和目标，MRI治疗师就开始询问可能维持问题存在的尝试性解决方法。一般来说，能使问题持续存在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第一种解决方法，简单地否定了问题的存在；为了解决问题，需要一些行动但是没有采取行动。例如这样的父母：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在吸毒，但是他们还是视而不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第二种解决方法，努力去解决一件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在没有必要行动的时候采取了行动。例如：父母因为孩子手淫而惩罚孩子。
3、第三种解决方法，在一个体制中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在这种体制下根本行不通；采取了行动，但是行动处于一个错误的水平之上。例如：丈夫给妻子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但是妻子需要的只是情感。
一旦治疗师构想出改变问题维持序列的策略，来访者必须信服遵循这个策略的价值。MRI治疗师为了销售他们的指导，对问题进行再定义来增加来访者服从的可能性。因此一个治疗师可能告诉一个愤怒的青少年，他爸爸惩罚他，是因为这是爸爸唯一知道的表达对儿子的爱的方法。

二、Jay Haley和Cloe Madanes的策略治疗

Haley相信，如果想很好地结束治疗，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开始。因此，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治疗开始的进行过程中。不管谁是病人，Haley在开始都要与整个家庭会面，或者是与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会面。

初始会面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社交阶段、问题阶段、交互作用阶段，最后是目标设定阶段。

在来进行治疗时，家庭通常有防御性。家庭成员可能不知道要期望什么，他们也许担心治疗师会因为他们存在这样的问题而责备他们。因此，Haley利用第一次会面的最初几分钟帮助每个人放松。他会欢迎每个家庭成员的到来，并且在会谈期间确保他们都很舒适。他就像一个主人，确保每个客人都感到主人非常欢迎自己。

在社交阶段后，接下来进入问题阶段。在问题阶段，Haley静下心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询问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因为相对父亲来说，母亲通常处于中心地位，所以Haley通常建议让父亲先说，以增加父亲对治疗的卷入程度。这是策略性的。

Haley非常仔细地倾听每个家庭成员用自己的方式对问题进行的描述。此时，要确保每个人话没有说完以前不被他人所打扰。在这个阶段中，Haley在寻找三角关系和等级的线索，但是他避免对这些观察结果进行任何的评论，因为这样做会让家庭产生防御心理。一旦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后，Haley 鼓励他们去讨论成员之间的意见，即进入了交互作用阶段。在其中，治疗师不仅倾听，也观察围绕问题而进行的信息交换。在他们谈论时，Haley在寻找家庭成员之间对抗其他人的联盟。等级是怎样起作用的？父母站在一起还是相互拆台？在这个阶段过程中，治疗师就像一个人类学家，试图去发现家庭运作的模式。

有时候Haley通过给家庭布置一个任务来结束第一次会面。在接下来的会面中，指导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有效的指导通常不是以简单建议的形式呈现，简单的建议几乎对治疗没有帮助，因为问题通常由于某种原因而持续存在。

Haley和Madanes的疗法在经过了一些治疗者的修改后，现在被称为人道主义策略法，这种新方法仍然包括给予指导，但是他们现在更多地定位于增加家庭成员的交往能力与爱的能力，而不是获取对别人的控制。这表现出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并且这个改变朝向寻找增加家庭和谐的方法。

三、米兰模型　

MRI模型对Milan协会、Palazzoli、Boscolo的影响非常大。Palazzoli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精神分析师，其专长是进食障碍治疗。由于对精神分析取向感到挫败，她开始发展自己的家庭治疗方法。 1967年，她领导了一个由8个精神分析师组成的小组，他们转向Bateson、Haley的思想。1971年，他们在米兰成立家庭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发展出了米兰系统模型，称为米兰小组。

传统的米兰模型是激进策略主义的和刻板的。接待家庭的是男女两位的治疗师，并且还有其他的治疗师小组成员观察治疗过程。其标准的格式有五个部分：前会面，会面，交互会面，干预和后会面。主要的干预要么是仪式要么是积极再定义。

积极再定义是自米兰模型出现以来最有特色的革新。它来自MRI的再定义症状的技术，它认为症状具有保护功能。米兰小组发现如果病人的行为不被解释为保护具体的人，而是解释为维持家庭的总体和谐，那么阻抗就会被解除。的确，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常常被再定义成为这种系统服务的方式。

治疗小组要对病人的症状怎样适合于家庭的系统形成假设，并且在会面中途休息时，治疗师应把这个假设讲给家庭听，同时也告诉他们不要试图去改变。让出现症状的家庭成员继续牺牲自己，来使整个家庭安心。如告诉一个抑郁的孩子继续抑郁下去，而妈妈应该维持她与孩子的过度卷入状态，这是在孩子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让他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方式。爸爸应该继续批评妈妈和 抑郁的儿子的关系，那样的话妈妈就不必离开儿子去扮演她丈夫的妻子的角色。整体而言，就是治疗师应故意告诉整个家庭不要改变。

仪式化任务也是米兰模型的一个特色。运用仪式让整个家庭加入到一系列的行动中，这些行动与家庭严厉的规则背道而驰，或是夸大了这些规则。例如，一个家庭与他们庞大的扩展家庭所缠结，治疗师就会告诉他们举行家庭讨论，每隔一晚在晚饭后闭门进行。在讨论中，每个家庭成员要讲15分钟关于这个家庭的话。同时，他们还要加倍表达对这个氏族其他家庭成员的礼貌。一方面他们通过背着氏族开会讨论氏族的事情，而打破了忠诚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又夸大表现对氏族的忠诚，这个家庭可以检查并停止这个令他们失调的持续的系统规则。仪式常常被用来戏剧性地表演积极再定义。例如，每个家庭成员可能不得不每晚对着出现症状的家庭成员表达自己对他感谢的心情。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最初的米兰小组开始围绕治疗的本质而产生分裂。 Palazzoli与另一位治疗师一起进行了一个叫恒定处方的仪式化任务，这是他们为每一个他们治疗的家庭所设计的。

Palazzoli认为精神病患者和厌食症患者被“权力游戏”所吸引，这个游戏最初是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病人被卷入到其中，并且运用他们的症状来保护父母的一方来击败另一方。在恒定处方中，指导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个秘密。在不同时段，他们一起神秘地外出，而不通知其他的家庭成员。治疗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直到病人的症状减轻。

在米兰模型发展的后期，Boscolo和Cecchin也远离策略干预而转向于合作的治疗风格。他们的治疗围绕循环提问展开，即循环提问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对某件事或某个成员的看法。设计循环提问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家庭成员在整个家庭的关联背景中看待他们自己，并且从其他家庭成员的角度审视所发生的事情。例如，一个治疗师可能会问，“你的父亲怎样刻画你的妈妈与你姐姐的关系？他曾经与你谈论过这个问题吗？”通过像这样询问模式，随着家庭成员冲破他们的两极的和线性的观点，问题的循环本质变得越来越明显。